金庸以其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武侠小说而蜚声海内外，而家庭生活中的金庸是什么样子？金庸（查良镛）先生的胞弟查良钰，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袁花镇，查半边

    我的故乡是浙江嘉兴海宁市的袁花镇。据父辈讲，我家祖上在安徽休宁，大约在明朝时才举家迁到海宁。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所以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我家在镇上是大户，家居在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家里在镇上还设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我母亲姓徐，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亲姑姑。我们共有兄弟姐妹6人，4男2女，我是老小。3个哥哥大哥叫查良铿，二哥叫查良镛，三哥比我大两岁叫查良浩。按当地的习惯家人都叫良铿为大阿哥，叫良镛为小阿哥，叫三哥良浩和我为大毛弟、小毛弟。小阿哥良镛长我13岁，是1924年出生的。在“袁花小学”毕业后，小阿哥在嘉兴市上中学。从上中学时起，他就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

　　小阿哥很会讲故事1945年年底，抗战结束不久，良镛从中央大学毕业后，由重庆返家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归家前，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要回乡探亲，之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小阿哥归家时，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态度和蔼可亲，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里有空房子他也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编得天衣无缝，十分引人入胜。故事讲到兴头上，小阿哥有时干脆站到床上，手舞足蹈，连比划带摹仿，有意思极了。几个晚上下来，三哥和我都被迷住了，老是缠着他要听故事。

　　有时被缠不过，他就编一些鬼怪故事吓唬我们，弄得我们又害怕又想听，越听越害怕，后来吓得连厕所都不敢上了。

　　倾注父爱的手足情良镛小阿哥写的15部武侠小说我都读过，我最喜欢的是《书剑恩仇录》，因为在这部书中，小阿哥写的就是兄弟之间情和事。捧读时，小阿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不时浮上脑际，常常不觉泪下。

　　1948年我小学毕业后准备报考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良镛小阿哥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把他亲自编写的、200多页的“升学指导”教材邮回了袁花镇。小阿哥的心很细，有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1951年，我从杭州初级中学毕业后，只身到辽宁阜新煤校上学。当时，小阿哥已在3年前随《大公报》去了香港。顺便说一下，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大公报》在全国范围招聘两名译电员，有上千人参加了应聘考试，小阿哥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进入了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公报》。由于父母均已不在，我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远在香港的小阿哥在信中知道了我北上就学的消息后，立即汇来了100元钱。那时候，三哥良浩也在上学，他也是在小阿哥的资助下顺利完成学业的。小阿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的确使我们感受到了父爱、母爱般的温暖。

　　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1948年良镛随《大公报》到香港，直到1981年7月，他才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之后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小弟，××日在杭州一聚，一切由我安排。随后小阿哥把去杭州的路费也寄到了淮南。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见面后，我们兄弟二人都非常激动，相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每天总像有说不完的话。小阿哥向我介绍了邓小平接见他的情形，他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在对查良镛到北京访问表示欢迎后，向他介绍了中国今后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之一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小阿哥当时是《明报》社社长，因为他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单独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所以心情十分振奋。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

　　团聚在香港1990年9月27日，我携夫人朱凤英通过九龙海关进入香港。在良镛小阿哥坐落在香港太平山上的住宅里和他们全家一起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光。

　　他有时陪我们一同去看京剧。他喜欢看京剧。小阿哥的围棋下得很好，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有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他和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的关系很好，陈祖德患病在香港医治时，他专门把陈院长请到家里住了半年多。

　　虽然事情过去8年了，朱凤英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小阿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家小车司机姓陈，他让孩子们叫他陈叔。他们全家对长期在家服务的菲律宾女佣也很好，完全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在饭店吃饭，有时服务员拿着菜单让他签名，他也不回绝。我们一到家，阿哥就问这问那，把在淮南的每个孩子都问到了。小阿哥在生活上不很讲究，除了不喜欢吃荤外，什么饭菜都吃得挺香。他习惯晚上工作，每天早上5、6点钟才睡觉，中午12点左右起床。吃午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又进书房写东西，东西写好了直接传真出去。晚饭后，如果没有社交活动和来客，同家人小叙片刻后，他就又走进书房，一直工作到天明。小阿哥从来不去游乐场所，我们也从未见他跳过舞，有许多社会活动他都让夫人林乐怡代表他去参加。

　　清泊淡远平常心我们离港前，小阿哥为我写了一幅字：“待人以诚，治事则谨，知足常乐，不取非分，谦而受益，满必招损，尽心竭力，为国为民。”这幅字虽说是写给我的，可每次我看到它，总会想起良镛小阿哥做人做事的风范。

　　80年代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5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在故乡嘉兴捐资320万港元兴建嘉兴中学，在杭州投巨资建造了14万平方米的元松书舍，这些都可看出他“尽心竭力，为国为民”的思想。虽然他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可他自己很少提起，有很多事是我从别人写他的书报、文章中看到的。相反，谁要是为他做过什么事情，他却总是牢记不忘。1995年3月2日，良镛小阿哥在香港家中突发心脏病，当时，阿嫂林乐怡受他委托在外宴请客人，所以两小时之后才送他进医院抢救。院方作了很大的努力，成功地为他进行了“小球弹性通塞手术”，使得他转危为安。他在身体基本康复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许多人到医院来看我，问候我。叶运兄双目失明，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传媒作了许多关心善意的报道，使我深刻感到人生感情的可贵，觉得虽然大病一场，经历了肉体极大的痛苦，其实还是所得多于所失。倘若我没有这样一次死里逃生的困厄，自己还不知道，以我这样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我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16%，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160%。”